与国家课程改革同行，把科研做在祖国大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编者按：
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正式拉开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序幕。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全球教育展望》从本期开始特设“课程改革二十年”专栏，围绕课程政策、课程标准、课程理论、教材研究、教学设计、校本研修、校本课程开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校课程发展案例等主题，全面梳理探讨过去二十年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进展、实践经验与未来挑战，以使基础教育可以更好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实现民族复兴与促进每位学生发展提供更好的教育动力。
执笔者：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
崔允漷教授
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正式拉开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序幕。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全球教育展望》从本期开始特设“课程改革二十年”专栏，围绕课程政策、课程标准、课程理论、教材研究、教学设计、校本研修、校本课程开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校课程发展案例等主题，全面梳理探讨过去二十年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进展、实践经验与未来挑战，以使基础教育可以更好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实现民族复兴与促进每位学生发展提供更好的教育动力。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发生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变革。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顾明远先生曾说：“新一轮课改不但继承了中国优秀教育传统，而且还吸收了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强调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部部长，被誉为PISA之父的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先生来华作首次专场演讲时说：“我们绝不应低估中国课程改革的成就……我们在中国的12个省份进行了PISA测试，即使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测试成绩也接近OECD的平均水平。”①新一轮课改实施至今已历经20多个春秋，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课程所”）甫一成立，就在创所所长钟启泉教授的带领下，深度介入中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服务课程改革顶层设计、理论引领、专业传播、实践创新、文化再造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1年7月13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同志到所考察，对课程所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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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邀请，施莱歇尔先生于2017年11月24日来华作首次专场演讲“PISA数据告诉我们：学校可以办得更好”。
01
专业资政，服务21世纪新课程顶层设计
早在1996年7月，一批有远见卓识、担当意识的人士已经开始想着新世纪的事了。
在领导了全国幼儿教育十年改革之后，刚从幼教处调任过来不久，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教学处处长的朱慕菊同志就开始琢磨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教学改革的问题。她组织了全国6所师范大学及中央教科所（现已改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10多位课程专家（其中就有华东师范大学施良方教授与崔允漷博士），对1993年秋以来全国范围内九年义务教育课程的实施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对象包括9个省市16000多名中小学生和2000多名校长与教师，以及50多位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调研发现，我国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实施状况确实存在一些有悖于素质教育要求、有悖于教育规律的问题。《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实施状况调查报告》（崔允漷博士是执笔人之一）所揭示的问题让这些领导和专家忧心忡忡。随后，专家组频繁开会，经常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简陋的会议室里商讨改革蓝图，开始思考面向21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1998年9月28—29日，在上海陕西北路的沪纺大厦，朱慕菊处长主持召开了一次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课程”为主题的会议。与会专家近30位，包括上海市教委、教研室领导，华东师大钟启泉教授、崔允漷博士、张华博士，以及来自北京师大、南京师大等高校的学者。会议首先是头脑风暴，每个人都要回答三个问题：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与任务、推进策略，然后集中交流，最后形成一个共识：起草一份课程改革的纲领性宣言。会议要求华东师大、北京师大和南京师大团队分别起草一份初稿。半个月后，专家组再次集中，华东师大团队（钟启泉、崔允漷、张华、有宝华）的报告《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从三份初稿中脱颖而出，成为蓝本。最重要的是，专家组一致认同把“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价值导向。②该文本经过持续而广泛的讨论，基本形成了新课程的宣言，为后来起草纲领性文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打好了课程专业的基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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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后来，参与该文件讨论的华东师范大学专家还有李季湄、张奠宙教授和吴刚平博士。报告最初的标题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吴刚平博士提出要将“每一个学生”改成“每位学生”，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同。
③2002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开具了“全部采纳”的证明。该成果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2013）。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争取经过10年左右的实验，在全国推行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2］。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借此东风启航了！教育部首次成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由钟启泉、崔允漷以及来自8所师范大学、部分省教研室与教科院的专家、中小学校长等40多人组成。同时，教育部通过向全国课程教学领域专家招标的方式，集中解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其中，课程所专家承担了6个项目：（1）“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理论研究”（钟启泉）；（2）“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题国际比较研究”（钟启泉）；（3）“教材管理研究”（李其龙）；（4）“校本课程试验研究”（崔允漷）；（5）“综合实践活动研究（1—2年级）”（李季湄）；（6）“综合实践活动研究（3—6年级）”（张华）。
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统一领导下，专家组召开了40多次专题研讨会。在《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经历120多稿的修改之后，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教育部领导的充分肯定，并于2001年6月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之名由国务院颁发，教育部转发实施（教基［2001］17号）。［3］
作为综合组专家，钟启泉、崔允漷、张华等一直参与和学科组专家的对话，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编制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提供专业支持。2001年7月，经过200多位专家的集体努力，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试行）》和21门学科课程标准。④2003年3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科课程标准（实验稿）向社会公布（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于2004年公布）。这一系列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基础教育从教学大纲时代进入了课程标准时代。课程方案、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共同支撑起了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总体政策框架，这也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专业话语实现了从“教学”到“课程”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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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其中，课程所王祖浩教授是化学课程标准研制负责人之一，夏志芳教授是地理课程标准研制的核心专家。还有高文、倪文锦、聂幼犁、王吉庆、范杰、沈晓敏、徐斌艳、董蓓菲、裴新宁等专家参与了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审议或教材编写工作。
新课程需要新教师。2006年1月，为全面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推进教师专业化进程，教育部师范教育司邀请钟启泉教授为首席专家，组建以崔允漷、胡惠闵、吴刚平、张华、李季湄、王少非、惠中、张文军等教授为核心专家的团队，编制《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经过深入的研究、持续的对话以及实践中的试验，该团队递交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送审稿）》。2011年10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教师［2011］6号）。该标准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关于教师教育课程的国家标准，它体现了国家对教师教育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制定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方案、编写教材、建设课程资源以及开展教学和评估活动的依据。
后来，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课程所多位专家持续参与新课程修订工作。2007—2011年，参与修订义务教育阶段学科课程标准。⑤2014—2017年，参与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20门学科课程标准。⑥2014年，国家实行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统编，高德胜教授受聘担任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执行主编。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聘请崔允漷、杨向东教授为历史学科、英语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相关教材的审定工作。2019年1月起，课程所多位专家受教育部聘请，参与修订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⑦持续服务国家课程改革的顶层设计，推进新课程的迭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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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2010年，教育部聘请钟启泉教授担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聘请崔允漷、赵中建、王祖浩教授为第一届“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2014年教育部聘请课程所专兼职研究人员崔允漷、吴刚平、杨向东、刘良华、赵中建、张华、王祖浩、徐斌艳、任友群等9位专家担任第二届“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
⑥在此次普通高中课程修订（2014—2017）中，任友群任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组长，杨晓哲任秘书；崔允漷、杨向东任综合指导组专家；王祖浩任化学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核心专家。
⑦在此次修订中，崔允漷任义务教育课程修订指导组专家、综合组副组长、《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修订专家组组长，王涛任秘书；杨向东任指导组专家；胡惠闵、吴刚平任综合组专家；吴刚平任《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修订专家；王祖浩任《化学课程标准》修订专家；杨晓哲任《信息科技课程标准》研制专家；朱伟强任《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专家。
02
理论引领，秉持“国际视野，本土行动”的理念
伴随着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与推进，课程所专家团队秉持“国际视野，本土行动”的理念，利用自身的语种和专业优势，先后研究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泰国、俄罗斯、瑞典、芬兰、新西兰、印度、巴西、埃及等国家课程改革的经验，围绕各国课程政策、课程标准、课程结构、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统整、课程资源（包括教材与教科书）、课程文化、学科课程改革、课程领导、校本课程、校本研修等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力图把握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史轨迹及基本动向，梳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国应对新世纪挑战的课程发展战略规划与策略措施，从中汲取可供借鉴的改革视点与可能采取的行动策略，进而为推进我国课程改革特别是新课程的教师培训、教育科学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建设积累必要的知识基础和思想资料。该团队完成了一系列国际比较研究报告，形成了丰富的学术理论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成果有“世界课程改革趋势研究丛书”（钟启泉、张华主编；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13届中国图书奖”）和“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钟启泉、张华总主编；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奖提名奖”）。
2001年下半年，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启动。该团队继续承担北美、欧洲、亚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中课程改革的国际比较研究任务。研究发现，各主要教育发达国家在高中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上，都强调和突出如下方面的能力和素养：公民的责任，个性发展与生存能力，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交流、合作与团队精神，信息素养和国际视野；在课程设置上，多谋求课程的基础性、多样化和选择性的统一，将学术性课程与学生的经验和职业发展有机结合，赋予学校更多的课程自主权，倡导学生自定学习计划，实行学生选课指导制度，采用学分制管理，等等。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一些成熟的做法直接体现在我国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之中，使得我国高中课程改革从一开始就秉持着国际视野，吸收了国际先进的教育发展经验。此外，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香港华夏基金会还委托课程所开展两个重大项目的研究：一是“普通高中学分制研究”，主持人是钟启泉、崔允漷；二是“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课程指南研究”，主持人是崔允漷，旨在破解新一轮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必须面对的两大难题。
2014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正式启动新一轮普通高中课程修订工作，并委托崔允漷教授承担“普通高中课程设置的国际比较研究”重大项目。崔允漷教授组织专家团队经过两年研究，递交了咨询报告《赢得高中，就赢得人才——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国际和地区比较研究》。该报告提出的普通高中育人价值的重新定位、普通高中课程与高考的一体化设计以及学习方式变革等论述，为新一轮普通高中课程修订提供了框架性的引领。同时，杨向东教授受委托承担“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的国际比较研究”重大项目，带领项目组经过大量的国际比较研究，递交了咨询报告《普通高中学业质量测评国际比较》，该成果直接支持了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学业质量部分的研制。此外，此次普通高中课程修订的突破之一是学科核心素养。很长一段时间，核心素养定位在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两个方面。崔允漷教授经过深入的国际比较研究后认为，这种界定没有很好地体现学科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特别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育人导向。针对当下我国学生存在的问题，他提议学科核心素养必须要突显价值观念，有必要在“必备品格”中专门析出“价值观念”，将“学科核心素养”界定为“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此观点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普通高中课程修订专家组专家的广泛认同，最后，这一想法也体现在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的文本之中。
除了通过发表论文、著作以及承担重大项目引领我国课程改革实践之外，课程所搭建国际交流的高端平台，开展高层次的国际合作，甚至参与国际课程事务的治理。2003年，课程所主办盛大的“第一届世界课程大会”，有20多个国家的80多位专家和200多名国内学者出席，各种课程流派或理论以最快的速度在我国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课程所举办一年一届的“上海国际课程论坛”（2021年是第19届），世界顶级的课程教学专家如威廉·派纳（Willam Pinar）、威廉·E. 多尔（William E. Doll）、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麦克·扬（Michael Young）、李·S. 舒尔曼（Lee S. Shulman）、艾沃·古德森（Ivor Goodson）、詹姆斯·A. 班克斯（James A. Banks）、迪安娜·库恩（Deanna Kuhn）、佐藤学等教授先后都在该论坛上分享自己的最新研究，他们的思想对我国的课程理论界与实践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课程所团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不断开辟国际合作思路，在国际舞台上分享研究成果，崔允漷教授与李·舒尔曼教授任总主编，领衔团队在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了国际上第一套中国学校课程与教学创新英文书系“Curriculum Reform and School Innovation in China”。陈霜叶教授还担任中国第一本教育学英文刊物《ECNU Review of Education》执行副主编，搭建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新平台。杨晓哲副教授主持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UNESCO-IB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多个国际知名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张薇教授与马克·贝磊（Mark Bray）教授主持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开创中国校外教育专业研究之先河。课程所受聘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国际中心学术指导机构，王涛副教授担任OECD教育2030项目专家组成员，持续跟进和参与核心素养框架设计与课程协同设计。张薇教授获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UNESCO-GEM）首位中国籍研究顾问，与陈霜叶教授主持了多个UNESCO国际教育规划局咨询项目。
03
专业传播，着力新课程的宣传与推广
课程改革是一场系统的社会变革，宣传与传播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早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之前，2000年10月，课程所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在夏志芳教授的组织下，在全国率先举办了由来自全国各师范大学、教研室等近100名专家所组成的研修班，该班被人称为“新课程培训第一班”，其成员后来都成了新课程的宣讲员。随后，课程所出版了被全国千万中小学教师称为“绿皮书”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钟启泉、崔允漷、张华主编，朱慕菊主审，王湛副部长作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⑧2003年，为满足普通高中新课程的宣传之需，课程所出版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导读》（钟启泉、崔允漷、吴刚平主编，朱慕菊主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同时，应教育部师范司的邀请，课程所还主编出版了《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师范生读本）》（钟启泉、崔允漷主编，第一版，2003；第二版，2008）一书，专门为师范生提供新课程的权威解读，以解决“新教师不了解新课程”的困局。此外，课程所还出版了大量引领性的关于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图书。据不完全统计，光是相关的丛书就有14套。⑨这些文献与其他的著作、论文一起，为传播新课程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基础与理论资源，在当时国外课程文献不多、本土课程知识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其意义尤为突出，被誉为“启动新世纪课程改革的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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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当时为了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专家组一致认为要在“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前面加上“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此书也常被简称为“为了……为了……”。此书与另一本称为“红皮书”的《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朱慕菊主编，2002）一起，在当时几乎成了一线教师了解新课程的两本必读书。
⑨14套丛书分别是：（1）“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钟启泉、张华总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起）；（2）“学科教育展望丛书”（钟启泉总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起）；（3）“世界课程改革趋势研究丛书”（钟启泉、张华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起）；（4）“海峡两岸课程与教学论丛书”（钟启泉主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起）；（5）“新课程学科教学论丛书”（钟启泉总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起）；（6）“研究性学习教师读本”（钟启泉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起）；（7）“校本研究丛书”（吴刚平、刘良华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起）；（8）“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案例研究丛书”（崔允漷总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起）；（9）“国家基础敎育课程改革教学专业支持计划丛书”（余文森、吴刚平、刘良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起）；（10）“课程实施与学校革新丛书”（崔允漷总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起）；（11）“中国校本课程开发案例丛书”（崔允漷总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起）；（12）“基于标准的评价研究丛书”（崔允漷总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起）；（13）“核心素养与课程发展丛书”（崔允漷总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起）；（14）“基于核心素养的学校变革系列”（钟启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基地刊物《全球教育展望》是传播新课程的另一平台。20多年来，在创刊主编钟启泉教授的潜心经营下，秉持“国际视野，本土行动”的办刊理念，聚焦课程、教学、学习、评价与教师专业发展，追踪国际课程改革战略与学术前沿，研究中国中小学课程大变革的现实，讲述课程教学的精彩故事，引领“中国经验，世界共享”的潮流，为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课程互动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
新课程改革推进机制的创举之一就是教育部在14所师范大学建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发挥大学理论研究力量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以课程所为基础，联合校内外的课程专家，成立了以庄辉明副校长为主任，钟启泉、崔允漷为副主任的“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华东师大中心”。受教育部委托，该中心于2004年10月29—30日主办“大学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作用高级研讨会”，各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来自香港、台湾地区的专家与会。在交流总结既往工作经验、共同研讨新形势下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作用如何发挥等议题的基础上，与会专家形成了一份倡议书，呼吁各大学中心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行动起来，发扬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优良传统，与广大中小学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为他们排忧解难，提供及时而必要的专业支持，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健康、持续的发展。此倡议书的核心理念就是倡导课程理论工作者要“把课程研究做在祖国大地上”，“讲好我们自己的课程改革故事”。
2009年3月，为了响应学校“引领教师教育”的发展定位，课程所联合网络教育学院专家，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教研员之家”，集中精力培育课程领导者——教研员。10多年来，“教研员之家”坚持“清（问题）—洗（互动）—晒（展示）”的理念，采用“看一次、做一次、教一次”的模式，已经举办了160期“课程领导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学员遍布除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全国各地，总计达8000多人，研修网站累计1400余万人次访问。此外，自2011年以来，课程所还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合作举办两年一度的公益性“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已在网上积累校本课程纲要15000多份、教案42000多份，这些公益、共享的资源为中国中小学校本课程的传播与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近20年的课程改革，中国新课程的话语需要思考由内而外的转向，即从“国际视野，本土行动”走向“中国经验，世界共享”。为此，课程所与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斯普林格签订合同，并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李·舒尔曼教授担任共同主编，出版“Curriculum Reform and School Innovation in China”书系20册，分专题介绍课程改革的“中国故事”，现已出版《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China：Conceptions and Practices to Unleash School Vitality》（崔允漷、雷浩、周文叶主编，2020）。课程所还参与了教育部课程与教材研究所、课程与教材发展中心组织的《General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Program（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崔允漷、王涛译，人民教育出版社与CENGAGE，2021）的翻译，与世界同行分享课程改革的“中国方案”，为世界课程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04
实践创新，探索校本课程开发的中国化
中国中小学课程问题的解决需要学习域外的先进理念，也需要中国人的本土智慧。以校本课程开发（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为例，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主导的课程开发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导致学界呼吁课程决策民主化，转而倡导以学校为基地的课程开发；二是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不仅体现在教学上，还要体现在课程上。在中国，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专家通过论文译介了校本课程开发，但没有对中小学产生多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学校课程意识没有觉醒，教师专业还停留在教学领域。
为了推动“校本课程开发”在中国扎根或本土化，课程所团队做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相关理论的全面引入。我国最早出版的三本校本课程著作都来自课程所团队：《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崔允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校本课程论》（王斌华，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和《校本课程开发》（吴刚平，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这三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国际上校本课程开发的丰富经验，也总结了我国中小学在课程建设上的部分成就，为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观念、程序与技术方面的基础。
第二，学校个案的实践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教育部颁布《全日制普通高中课程计划（试验）》（1996）之后，国家层面首次将原来普通高中的“教学计划”改为“课程计划”，将全部课程改为“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并率先提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这标志着我国普通高中教育改革政策话语要从过去的“教学”走向“课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崔允漷博士团队进入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以下简称“锡中”）现场，聚焦选修课与活动课领域，帮助学校组建课程开发小组、明晰育人目标、调查学生需求、编制课程规划、撰写课程纲要、研制评分规则等。经过近四年的努力，该团队建构了一个可资借鉴或推广的校本课程开发典型案例：从选修课和活动课走向校本课程。后来，锡中也被业界誉为“中国校本课程发源地”。
第三，顺应国家政策，及时推动校本课程本土化。锡中的“校本课程开发”实验受到了各级决策部门和新闻界的关注，江苏省教育厅派人专门在该中学蹲点总结经验，并在江苏省推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于1999年10月25—28日在该校召开“全国普通高中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锡中的校本课程开发经验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框架的真正形成，以及《全日制普通高中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2000）的编制提供了本土案例。后来经过不断的提炼，这些经验与案例逐步发展成为正式的政策话语，即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4］这标志着校本课程开发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本土化，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基本确立。
从理论上看，校本课程开发的“中国化”很好地回应了两种误解：其一，认为“只有‘校本’的课程开发，没有‘校本课程’的开发”。其实，考虑到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行政实际，校本观念要在中国落地，起步只能是“校本课程的开发”，而不是“校本的课程开发”。其二，认为“没有校本课程，只有学校课程”。事实上，校本课程与学校课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学校课程作为一个整体，是国家课程供给的全部，代表国家对特定年龄段学生的育人蓝图，而校本课程是指国家颁布的学校课程方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课程的补充或辅助，是推动课程民主化、促进教育公平的路径之一。
05
文化再造，建设学校课程发展新常态
课程改革不只是“改课”“换教材”。改课、换教材至多算是手段，课程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育人”，是为了再造学校文化，实现课程共同体中的人的发展。新课程倡导学校要从“依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实施教学”转向“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材实施育人”，教师要从“教书先生”转向“研究者、反思性实践者”，儿童要从“学生”变为“学习者”等。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更是观念和文化上的。如果没有一种新的课程文化来回应上述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到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成败，影响到国家基础教育的整体质量，甚至影响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国家战略。
新文化的创建需要直面落实课程改革理念的现实问题。结合我国国情，新课程的推进主要面临以下三大挑战：校本课程开发、综合实践活动与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如上所述，以崔允漷、吴刚平教授为首的团队在建立了校本课程开发的专业规范之后，递交给教育部的咨询报告《学校课程开发与管理指南》（2002）获得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全部采纳”的证明。以张华教授、安桂清博士为首的团队创建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本土化理论与专业规范，后来领衔起草了《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教育部，2017）。此外，受教育部委托，崔允漷组建专家团队围绕研究性学习在普通高中开设的6大重难点问题，与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湖北省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江苏省海安县西场中学、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浙江省温岭中学、上海市大同中学等6所不同背景的高中合作开发研究性学习活动课程的本土案例。⑩这些经验后来大多成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普通高中新课程研修手册·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与管理》（2004）的实践基础，为在全国范围实施研究性学习课程提供了不同类型的本土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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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案例研究丛书”共6册，包括：《有效，无限的探寻》（崔允漷、唐江澎）、《走向课程领导》（郭元祥、罗泰平）、《研究性学习在农村》（余进利、高卫星）、《信息技术背景下的研究性学习》（郭华、蔡晓东）、《大班小班化》（陈建吉、陈才锜）、《创新思维的助推器》（吴刚平、杨明华）。该丛书总主编是崔允漷，2004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课程需要新教学。课程所专家聚焦教学改革，努力打好课程改革的攻坚之役。首先，构建新时代的教学理论，为推进教学变革奠定学理基础。10多年来，钟启泉教授深耕课堂研究，引进日本佐藤学教授“学习共同体”理论三卷本《教师的挑战》、《学校的挑战》和《学校见闻录》，这些著作的发行量达几十万册，极大地拓展了一线教师课堂教学变革的视野与想象力。他还先后出版了《读懂课堂》、《课堂转型》、《课堂研究》、《解码教育》、《教学心理十讲》、《透视课堂——日本授业研究考略》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围绕核心素养的培育、儿童学习的课题、教学创新、学习环境设计、教学研究与教师成长等主题展开，为教师开展教学变革提供了丰富的学识与充沛的理论依循。其次，扎根基层实践，开展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的行动研究。从“教学大纲”时代进入“课程标准”时代，需要中小学教师开展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这种重建规范或制度对于习惯“教教材”的教师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课程所团队一方面扎根基层学校，分别与上海市打虎山路第一小学、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浙江省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浙江省余杭高级中学、江苏省汾湖实验小学、浙江元济高级中学、江苏省南京第一中学、浙江省嘉兴第一中学等学校，以及上海市徐汇区和杨浦区、河南省郑州市、天津市滨海新区、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等区域合作，围绕国家课程有效实施的关键问题，开展系列化、前瞻性、示范性的行动研究。再次，重构教学规范与专业制度，引领教师专业实践迈向新高度。在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课程所专家团队围绕课标分解技术、目标的确定与叙写、逆向教学设计、教—学—评一致、课堂观察与课例研究等，开展专题研究，经过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重构了一套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规范与专业制度，如变“教学进度表”为“学期课程纲要”，变“教案”为“学历案”，变“听评课”为“基于证据的课堂观察”等，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学校课程整体规划的著作《学校课程规划与实施》（骆玲芳、崔允漷，2006）、第一本依据课程标准与教材开展教学设计的著作《基于标准的课程纲要与教案》（崔允漷、周文胜、周文叶，2013），以及其他相关著作。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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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如近年出版的与一些中小学合作的相关科研成果，包括: 《教案的革命：基于课程标准的学历案》（2017）、《学历案与深度学习》（2018）、《基于课程标准的学历案：温江经验》（2020）、《教案的革命2.0：普通高中大单元学历案设计》（2021）等书，对全国各地中小学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基于上述探索，课程所团队依据教师、方案、学生三因素互动的课程实施过程理论⑫，将学校一级的课程发展从宏观到微观分成三层：一是学校需要依据育人目标，统筹国家课程、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编制学校课程规划与实施方案；二是按学期或模块规划某一学期的学科课程，编写学期课程纲要；三是按单元或课时设计教学方案，编写学习立场的教学方案。此三个层面的课程发展构成学校课程发展体系，自上而下逐步分化，既体现了课程发展的专业性与过程性，也体现了课程育人的复杂性与一致性。基于这样的理解，课程所团队还建立了一整套学校课程发展的操作规范，创新教学的专业制度，相关成果获得了2018年“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中小学实践，基本上代表了我国中小学课程发展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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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短短21年的历史，可谓“为新课程而生，与新课程同行，借新课程成长”。其实，所有的课程改革，犹如加拿大课程专家迈克尔·富兰（M. Fullan）所描述的，“好比一次有计划的旅行，乘着一条由不怎么合作的水手驾驶的破船，驶进了一个没有航标的水域”[5]。在这一艰难的旅程中，课程所专家与华东师大其他专家、与全国各地的课程改革专家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为推进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充满活力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而努力奋斗着。我们坚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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